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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琪 很高兴能来家乡参加首届汉文化论坛。举办首届论坛，自然包含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汉文化与徐州的关系讲清楚，特别是把徐州对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贡献讲清楚。 借此机会，我把平时学习省内外特别是徐州本土专家学者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心得梳理出来，概括成徐州对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六大贡献”—— 轴心时代的原创之功 先秦文化的复兴之功 文化江山的统合之功 儒释道早期汇通之功 大汉气象的文创之功 大汉文化的弘扬之功 轴心时代的原创之功 汉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脉，是因为其上承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和诸子百家“轴心时代”的文化根脉，下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道统。这里讲的“轴心时代”就是“世界级”文明对话的第一级平台，徐州要建世界级汉文化传承和旅游目的地，就应当站上这个文明对话平台。 江苏师大原党委书记徐放鸣教授曾有过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徐州的专门论述。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个“轴心时代”，中国没有缺席，徐州没有缺席。 打开地图，以徐州为中心的200平方公里范围之内，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诸子百家代表人物都活跃其中。 根据南大邹旭光教授、江苏师大王健教授、徐州文史专家田秉锷先生等考证，老子先后两次入沛，一次是求学于商容时入沛，一次是归隐入沛，前后几十年的时间，形成了沛老子学派。这个学派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从《庄子》所记述的杨朱拜见老子的行迹中，可以认为老子西行就是从沛县出发的。由此，也有理由认为老子在函谷关所写的《道德经》是隐于沛时孕育的。 老子居沛期间最伟大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01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道家、儒家两大学派代表人物聚首，拉开了诸子百家时代的大幕。两千多年前儒道互补，如影随形，构成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特征，发端就在这里。 孔子不仅向老子学礼问道，而且到吕梁观洪悟道，向徐偃王学仁立道，推崇彭祖，“窃比于我老彭”。礼是先王之道，洪是自然之道，老子之道形成于沛，徐文化和彭祖文化都是徐州的祖根文化。 还有子思过宋，在彭城作《中庸》，孟子在彭城道性善，荀子在彭城东北百里兰陵集大成。江苏师大赵明奇教授研究，孔子的诸多弟子曾先后在徐州一带任职传学。 可见，老子思想成于徐州，孔子思想长于徐州，儒道后学发扬光大于徐州。徐州及周边地区不仅是“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摇篮，而且是道家思想的原创区、儒家思想的成长区、诸子思想的融汇区，从而成为大汉文化的源头和发祥地。 先秦文化的复兴之功 人们常说四大文明除了中华文明外，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其实，秦汉之际，华夏文明也曾命悬一线。 秦汉之际文化曾遭遇两次重大劫难。一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史称“秦火”。第二次是项羽火烧咸阳秦宫，“大火三月不绝”。 在此之前，萧何随高祖先入咸阳，直奔丞相府和御史寺，收缴了秦朝的律令图籍，按理说这其中应当包含先秦文化典籍，可后继史实表明并非如此。究竟是秦宫藏书原本缺失，是萧何因未到秦宫图书馆而有重大遗漏，还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今已无从查考。 复兴先秦文化，历程极为艰辛，贯穿两汉，重在西汉。这期间，徐州人居功甚伟。汉兴，分封于徐州一带的楚王国辖域广大，有彭城、东海、薛等三郡36县，东临大海，西望鹿邑，南界淮水，北包曲阜，政治和文化地位很高。当时产生了一批儒学大师，其中贡献最大的，非刘交及其世孙刘向、刘歆莫属。 刘交的文化功绩初步归纳有三： 一是率先垂范，传承《诗》学。楚元王刘交好《诗》，曾为之作传注，号称《元王诗》。他在彭城组建了一个以《诗》为主的学习团体，催生了申公诗、元王诗两个流派。 二是举贤任能、醇厚儒风。刘交为“文信君”时，将浮丘伯引荐给高祖刘邦。封为楚王后，委任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齐聚彭城。刘交在位二十三年，儒学昌盛，人才辈出，使楚国成为“儒学核心地区，文化最为发达”，为先秦文化复兴建立了一个基地，输送了一批中坚力量。 三是诗礼传家，无出其右。刘交开创了一个几乎与西汉政权相始终的儒学世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天禄阁，整理古籍几万卷，编《别录》，著《七略》，为汉代学术作出了“集大成”的贡献。刘交世家光耀西汉，辉映千年，贤才辈出，无与伦比。 如果没有汉代朝野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刘向、刘歆等人的校勘拾遗，我们今天就难以看到先秦诸子百家著述。今天能拿到手的先秦文化典籍都是再复原再整理的产物。汉代对先秦文化的复兴是在废墟上建立的，这是中华文化的“新基建”和重整旗鼓后的再出发。 文化江山的统合之功 秦国以强力统一中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按理说我们应叫秦人、秦字、秦文化，可为什么现在我们叫汉人、汉字、汉文化？要害就在秦胜于武而失于文，实现了军事上、政治上的江山一统，没有完成文化上、精神上的江山一统。 回顾秦人奋起历程，从其祖先被周武王流放算起，秦人追梦900年；从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算起，历时550年；从秦孝公变法图强算起，“奋六世之余烈”，也有140年。然而，可怜秦帝国仅存世15年。刘邦以布衣亡秦灭楚，到建汉立国仅用7年，两汉享国407年。这种巨大的反差引人深思，汉朝究竟做对了什么？ 先看刘邦的两大转变。一是由“马上得天下”到“文武并用治天下”的转变。刘邦让陆贾著书言成败兴亡之道，得《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刘邦又让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陆贾、叔孙通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促成了刘邦治国方略的转变。 二是由学儒、厌儒到尊儒的转变。据田秉锷先生研究，刘邦自幼与卢绾同学《书》，及壮，游学大梁，“从张耳游”。张耳是战国末期名士，战国四公子之首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刘邦学有所成，方能“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因当秦吏，行秦法，“不喜儒生”，实为时代影响所致。 后来，刘邦不仅摒弃了对儒生的偏见，还干了一件尊儒的大事。《汉书·高帝纪》：“（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刘邦为皇帝祭孔第一人，而且是用祭天地的大礼，让孔子在逝世285年后完成了生前的梦想，儒家学说由此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刘邦为中国人拜请了一位常伴身边两千多年的老师，开世代尊儒之先河。 再看刘邦后代几位皇帝的继往开来。汉惠帝刘盈废除“挟书令”，使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活跃起来。汉文帝刘恒设《尚书》《论语》及传记博士70多人，汉景帝刘启又增加了《诗经》博士。到汉武帝刘彻时实现了质的飞跃，推明孔氏、表彰六经，增置博士，兴起太学，使儒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五经成为国家教材和全民读物。 三看重新审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独尊儒术”在清末民初易白沙《孔子评议》中首次出现，古代从无此言。易氏1913年到日本，1916年在《新青年》发表《孔子评议》，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出来批判尊孔读经的人，明显受到日本脱亚入欧和当时求亡图存的影响，既批孔，又批汉，激愤之语，偏离史实，值得商榷。 汉武帝推行的儒学是新儒学，融合了黄老、刑名、阴阳之学和大一统、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在固本培元、挺拔主干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道、法等学说的有机融合，改变了春秋战国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混乱局面，改秦之弊，复归大道，重构了文化传统，适应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从而完成了文化江山的统合大业，真正做到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 考察史实，汉武帝的实际做法应当叫做“主尊儒术，统合百家”。所谓“抑黜”或“罢黜”百家，只是对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有选择地吸收融合，不使其与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异道而行，不将其作为官方统治思想而并列推行，但并未像秦朝那样独尊法术、以吏为师、焚禁百家，故诸子百家在汉代并未“绝其道”。汉武帝本人就曾广开献书之路，兴建了皇家图书馆。刘安聚门客于淮南，撰成以道家思想为中心的学术巨著《淮南子》，流传至今。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分为六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绝非只取儒家经典，而是全面整理先秦典籍，并着力构建完整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 试想，如果没有始于刘邦、成于刘彻的主尊儒术、统合百家、固本培元、挺拔主干，中华文化如何经受佛教文化的冲击？如何同化逐鹿中原的其他游牧民族的文化？ 诸子百家本来就是“大争之世”止乱归一的立言献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同时同等地采用，从荀子开始已在集成整合之中。从刘邦到刘彻“主尊儒术”做对了，因为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致力于传承先王之道，大汉为中华文脉绵延五千年立了大功。 今天，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借鉴大汉“固本培元、挺拔主干”的成功经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绝不能自断其根、自塞其源。 儒释道早期汇通之功 如果说西汉在文化统合上完成了儒道法的“小三通”，东汉又遇到了儒释道“大三通”的新问题。佛教传入是外来文化对华夏文化的第一次巨大冲击，是华夏文明第一次遭遇到强劲的思想对手。 徐州那时正处在儒释道早期碰撞的交汇点上，首当其冲，不仅没有规避，而且担当了应对新挑战的重要角色，成为形成主导传统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和中国人精神基本结构进程的始发地之一，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当然，儒释道早期在徐州“汇”多“通”少，真正的“通”要到唐宋。 儒释道早期汇通发生在徐州绝不是偶然。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可以讲不是高峰不论剑、不是大渊不汇流。徐州是老子、孔子两大文化高峰聚首之地，是道家思想和黄老哲学的策源地，也是儒学重镇和经学中心之一，这里有思想交锋的文化热土和人才储备。 东汉初期，楚王刘英“尚浮屠”正是从喜好黄老开始的。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收录了汉明帝给刘英的一道诏书，使刘英成为诸侯国里第一个崇尚佛教学说的国王，也使彭城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佛寺诞生地。刘英还在彭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团体，使彭城成为佛教立足和传播的一个中心。 东汉末年，下邳国成为当时佛教传播规模宏大、氛围浓厚的地区之一。据江苏师大赵明奇教授研究，东汉时期，徐州人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创立道教，徐州也因而成为道教的祖庭。此后，这一中国本土宗教世代相传，张道陵及其后人传承六十五代而不替，“南张北孔”并誉，儒释道三足鼎立。 儒释道早期在徐州汇通，是大汉帝国拓疆万里、凿通西域、打通河西走廊、开辟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开放交流的必然结果。从此，大汉文化开辟了新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别开了新生面，中国人逐渐有了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相匹配的、自圆自洽的文化架构和精神结构，心灵得到安顿，历时近两千年。 大汉气象的文创之功 刘邦的一曲大风歌，唱出了大汉王朝的千古风流，开启了两汉风云的万千气象。大汉气象的开拓，不仅有徐州军功集团的赫赫武功，而且有徐州文化军团的卓越创造。从“一代有一代之文”的高度来看，应当突出以下三个重点： 先看“一代之学术”。经学，始于孔子，兴于两汉，蔚为大观，彪炳后世，是汉代“一代之学术”的代表。初步统计，在汉廷专设博士的“五经”十六家今文经学派中，徐籍和徐地学者占到1/4。在可考的百人左右的西汉博士中，徐籍学者占比超过10%。汉代各经学流派中，目前可考的徐籍学者达60余人。大批徐州学者成为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才，为帝王师和位列三公者近20人，而官九卿郡国守相者更是为数众多。 再看“一代之文学”。汉赋，文逐汉土之广大丰饶，辞骋汉帝之文治武功，盛极一时，流波千载，是汉代“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汉书·艺文志》录赋1004篇，其中徐州有赋137篇，约占1/7。另有刘歆赋3篇。陆贾以赋抒发情志，为徐州地区汉赋创作揭开了序幕。枚乘在楚都彭城看望楚元王太子辟非时创作的《七发》，则拉开了由骚体赋向汉大赋转变的序幕。汉时楚国文学虽未能比肩经学之突出影响，但在汉赋的创作上也曾一度引领全国。 三看“一代之艺术”。汉画像，艺术之绝唱，无字之史诗，古朴浑厚，壮阔博大，是汉代“一代之艺术”的代表。据江苏师大朱存明教授研究，汉画像把天地间的生和死、阳和阴、美和丑、寻常和怪诞都汇在一个世界里，天地人神、道儒释俗都在此离聚分合，蕴含着汉民族文化的原型结构，升腾着大汉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映射出大汉的特有审美和无穷魅力，是中国艺术的真正源头，也是徐州人久远的光荣与梦想。 大汉文化的弘扬之功 徐州人不仅是大汉文化的创造者、贡献者，也是大汉文化的践行者、弘扬者。汉兴之后，徐州人的“兴道”之功主要是“东学西传”。更可贵的是，汉衰之后，徐州人依然执著“行道”，为弘扬、传播大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历三国、西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徐州先遭曹操屠城，后历西晋“八王之乱”，遂有“衣冠南渡，徐风过江”，在提升南土、奠基盛唐过程中功莫大焉。 如果说以刘裕为代表的徐州军功集团将大汉雄风南传，对江南安定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在大汉文化存亡绝续之际，徐籍文士团也为“北学南传”、促进南朝文化崛起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刘义庆是元嘉文坛的翘楚，宋武帝刘裕的侄子，楚元王刘交后裔。他主编的《世说新语》是中国“笔记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刘孝绰，彭城人，南朝梁文坛领袖，是帮助昭明太子编纂《昭明文选》的主要编纂者。《梁书》评刘孝绰家族:“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有之也。” 此外，中国第一部佛典目录学著作的作者僧祐是徐州下邳人，他所著《弘明集》保存了东汉末年至南朝梁时的言佛论文。 说了南朝，再看北朝。刘芳，彭城人，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礼义学家，楚元王刘交后裔。因其父在南朝宋皇室争斗中被杀，随母逃出彭城，流浪北国，自学成才，跻身北魏大臣，深受孝文帝器重。 还要特别关注的是，孝文帝对徐州学僧极为钦慕，盛邀昙度、道登、慧纪等北上平城(今山西大同)，授予尊号，大开讲席。从此徐州僧团入主云冈，促成了太和十三年(489)以后云冈石窟造像主体风格的汉化。徐州学僧和一批能工巧匠在云冈石窟的建设，以及随孝文帝迁都洛阳，都对龙门石窟的建造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北魏情怀与盛唐文明由此拾级而上，登峰造极。可以说，我国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和雕塑艺术高峰，都凝结着徐州人的智慧和创造。 唱不够大汉颂歌，数不尽徐州贡献。汉文化是大汉君臣朝野承前启后的共同创造，这里只是对徐州贡献的初步探讨。上述“六大贡献”或曰“六大功绩”能否立得住，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据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主任周琪在10月17日首届汉文化论坛的演讲录音和讲稿综合整理而成。） 总第40期 探求中华文化起源 保护民族传统基因 关注前沿学术研究 分享人文思想光芒 《汉风周刊》每周四出版 版主 张瑾 邮箱：1740449948@qq.com |
